万历即位之初,冯保为取得李氏的宠信,示意朝臣议定,尊隆庆帝的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冯保多才多艺,且贪财好货,为此张居正先后送给他七张价值连城的古琴。万历天子读《论语》“色勃如是”时,将“勃”字误读为“背”,张居正马上予以纠正。那时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一夜夜地转,膝盖都磨出了血。
高拱最后被赶出朝廷,与他自不量力地要废除冯保有直接关系。
比冯保更重要的,是万历天子的生母李太后。冯保一直是万历的男保姆,万历小时候闹百日咳,整晚不睡觉,只有骑在冯保的背上,把冯保当马骑,才能安静下来。身边最亲近的,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个是大太监冯保。这位出身民间的太后,对钱财又很在意,总觉得钱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惬意。
从明成祖朱棣时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发展到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开始参与权力团体的核心。万历七年(1579),天子因与宦官张鲸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让皇上写下《罪己诏》,明示百官,让皇上丢尽了颜面。这一举动,使“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而改革、变法要取得成功,势必要取得皇权的支持(固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把握在天子的手里)。
不管是国是的谋划仍是对天子的教育,李太后对张居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母亲的这个立场,也增强了万历天子对张居正的反感。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烧香拜佛,花销不小。
历史上对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也多有预测,地方戏剧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龙床”的台词。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也使张居正在日后备受鄙夷,被人呵为攀援后宦,谋取权力。于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拨到太后名下,让太后用来做庙、做桥、印行福经。
张居正不仅精心教导,还对天子严格要求。
无论怎样,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支持在此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动摇过,再加上与大太监冯保的结盟,三个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徐徐形成了牢固的权力铁三角,使张居正的改革变法谋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其专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事可充分显示张居正的智谋。但在编剧熊召政看来,两人的感情仅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依恋,谁都不会冒偌大的政治风险而越雷池一步。万历天子20岁时曾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是,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铺排。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而张居正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确实费尽了心思。可张居正却以为,没必要拘泥于此,他力排众议,促成了此事。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畅通流畅机构,收入自负盈亏,有了保和殿的钱,太后花起来利便不说,也不好意思再要钱。万历天子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他特地主持编撰了《帝鉴图说》,把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倒行逆施之祸,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图,以利便年幼的天子学习。
为成伟业,攀援后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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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登基后,冯保顺利地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他的结盟也成为张居正独一的选择。因此万历对冯保从小就有依靠之情,甚至从来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儿”。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皇权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
最让李太后对张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张居正对年幼的万历天子的教导,身为帝师,张居正真是呕心沥血。按照祖制,只有正宫皇后才可以加尊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张居正既不能拿国库的钱去讨好她,又不能违反她的意愿。当时的万历天子仍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形势不容乐观。
隆庆六年(1572),隆庆天子久病而亡,万历天子继位,张居正也迎来了他政治糊口生计的顶峰。山河社稷显然远重于儿女情长。她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题目,由于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赏识,几乎是不加掩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