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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所经受的第二次失败是在杨嗣昌提出增兵增饷、十面张网的“平寇”计划之后。在与明军十几年的艰苦作战中,李自成部由小变大,由弱积强,并终极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灿烂胜利。尽管以西安为重心,反攻清军的计划落空,但仍可以说明此时的李自成还没有承认彻底失败,也没有因暂时失败而悲观绝望,或者失措无计。明廷对农夫军剿抚并施,很多义军首级人物因此而对斗争前途悲观绝望,乞求招抚。
其次,李自成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城,被清军铁骑追逼,尽管情势险峻恶劣,但并非失望之时,他不可能丢下几十万同生共死,并且尚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战友于不顾,只身入寺为僧。
山海关一役失败,使李自成的事业开始从胜利的顶峰滑坡。面临自身的惨败、明廷的招安、友军的变节,李自成不为所动,败而不馁,联合陕北的其他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后南下四川,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邑,有同拉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54页),扭转了斗争形势。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仲春率部出川,遭遇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河州、洮州地区的两次战争中连遭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采用分散隐蔽方式,以不足千人的步队,艰苦转战于陕西、湖广、四川三省接壤处的大山区。
在明末农夫战役中,闯王李自成经山海关之役大败后,一路被入关清军铁骑追逼,最后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惨死于乡勇之手。面临清军铁骑入关,北京难保的险恶现实,他毅然抛却北京,率领大顺政权经过山西太原、平阳返回西安,意在以西安为重心,预备反攻。在乘胜进攻米脂时,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外加天降暴雨,李自成部只剩百余骑出险。几乎与此同时,早期起义领袖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
李自成顽强刚韧的斗争精神和不甘失败的性格,为史籍所详载,并为时人、包括其对手所公认折服。这种功败垂成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此时的李自成,并未在这种沉重的打击下一蹶不振。然而,关于这一结局真相的终极澄清,亦非易事,尽管这一结论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但近十几年来,每有“夹山为僧”的老调重弹。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李自成也多次品尝过失败和困难的滋味,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经受得住失败和困难的打击,于失败之时不气馁,于困难之中再度奋起。一代人杰,结局若是,可谓惨甚。这年蒲月,李自成等部与明军在陕北榆林、绥德一线作战。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加强山西防务,政治上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流动,经济上休止追赃索饷,改征赋税以助军需。
李自成顽强奋斗、屡败屡起的斗争经历告诉我们,就其性情,他不可能自甘失败,颓然入寺,逃世为僧。
李自成第一次所经受的较大失败的考验,是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这极其艰难困苦之时,李自成既未受抚投降,更没有隐迹为僧,而是在川、陕、鄂三省接壤的深山中坚持与明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七月间,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再度掀起了明末农夫战役的新热潮,从此走向节节胜利,并终极将明王朝赶下了历史舞台。
仅此两例,即可说明李自成并非那种经受不住困难与失败之人。这是李自成自起兵以来所受最大困难,几乎再无重振之但愿。 “将军难免阵上亡”,李自成从投身农夫战役之时起即作好了马革裹尸的预备,即使是全军覆没,他也不会遁入佛门,苟且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