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时的农夫政权机关对于离婚几乎是不加干涉，并在法律外声名，禁止捉奸。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不止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的现象。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地控制中国的政局， 那些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赤匪”们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女人们从“魔爪”下摆脱出来，“决没有守单身主义的，离婚后必定很快地就要结婚。
■ 最“有效”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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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会造成一阵‘青年男女过分浪漫’的性关系混乱的时期。 ”有些男人绝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于是，良多人的印象里，苏区就成了有伤风化的匪窝，而红军则往往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纵火、共产共妻”的恶魔。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未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子又敲锣又喊又贴布告，说共产共妻的“共匪”来了，杀人纵火的“红头蛮子”要来了。 ”而恰是由于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刻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逐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 ”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
《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性，蹂躏地方，奸通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
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管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流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在国民党封建轨制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想民主自由的新糊口。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 次。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 ”水口战争后，某俘虏士兵则交代:“白昼行军，见有白衣、黑裙、着袜、穿鞋之少女五百口随军出发，驻军后则不翼而飞，芳迹杳然矣!柔香蕙泽，何有于我哉!”
一位在江西剿共亲历者的日记《剿共随军日记》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传播。 “芳田赤卫队队长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婚姻自由的划定，造成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 ”这样，传统秩序溘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惟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很多不好的东西也随即产生。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涵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好比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很多，在山上公开成群地‘自由’起来。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夫，勿拿婚姻当儿戏”。 “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 “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外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归来却是又闹又唱，疯疯癫癫的。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阅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箧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息。他们认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同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而在龙图和河角圩两乡的青年常常发生纷扰的事件，几乎造成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