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革新社会。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身豪富，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影响。
■ 谣言与敌人
这种狂热的宣传赤化的行为，让海丰的豪绅恐惧不已，他们深信，这个年青人是铁了心要搞“共产共妻”的了，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 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讲演》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夫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 ”“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轨制的有力武器。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这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
于是，革命大潮下，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些狂热行为，很快被政治所利用。但跟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峻不满了。游行当天，彭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一位学生，擎着大旗走在步队的最前边，旗子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赤化”。
但显然，他的这份解释毫无用处。 武汉的流氓势力专门收买妓女，组织起秘密的“妇女协会”，预备在“五一节”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裸体游行。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受到污蔑的不仅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们，而且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动静一出，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级发起诸人，通缉重办”。 (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的师生敲铜鼓吹喇叭，齐唱着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
。海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起这些惊世骇俗的事件，“共产共妻”的谣言甚嚣尘上。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贪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夫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闻声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家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的眼前望而退却。 “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认为实行公妻之念头，遂其无穷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