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第三势力”主要是以香港为阵地的“自由民主大联盟”的一班人。他说，日本在麦克阿瑟的管制下，哪有一点政治流动的余地，更何况辟军港为自由港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于是张发奎即委任程思远赴日本了解情况，以便能在异国建立一个“第三势力”的阵地。
“张、顾同盟”形成后，顾孟余即与原“自由民主大联盟”的同人若即若寓，以后竟避而不见。其时组织有所扩大，在香港吸收了不少新人，包括前清华大学教授张纯明，前东北大学校长黄如今、立法委员王孟邻、邵镜人以及前北平市教育局长王季高等。
以后，在美国的香雅阁先容了一个名叫哈德曼的美国人到香港与张发奎见面。以后因为美国公使克拉克的鼓动和何义均的居中拉拢，童冠贤等人主张将民主自由社改为自由民主联盟，请顾孟余出头具名领导。民主自由社的势力随之开始削弱，以致李宗仁提名居正组阁时，竟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为此，顾孟余遂与张发奎合作，联手共同领导“第三势力”运动，故被称之为“张、顾同盟”。
1951年初的一天，顾孟余在程思远的陪同下，来到张发奎的寓所。
原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知道香港张、顾同盟而形成的“第三势力”有美国人作后盾，不好公然出头具名破坏。但自从张发奎也倾心于“第三势力”后，即形成了张、顾两股气力。而同样热心于“第三势力”的张发奎则有意向外发展。哈德曼直截了当地对胀发奎说，美国预备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中拨出一个小岛给“第三势力”作基地。经向香港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由涂公遂在香港洛克道租了一层楼作为杂志社社址。另外，李宗仁还支给顾孟余个人港币3万元，每个干事、组长港币5000元。张发奎也有意加入这一组织，因童冠贤、黄宇人等反对吸收军人而作罢。李宗仁引为奇耻大辱。顾孟余听完极感高兴，他知道，没有美国人的支持，“第三势力”是难以维持和有所作为的。此后，所谓在海外建立基地的计划即被束之高阁。这样，群龙无首，“自由民主大联盟”名存实亡。但日复一日，久久没有动静。李宗仁在南京始任代总统时，民主自由社是支持和谈、反对CC派破坏的可靠支柱。但是，顾孟余寄予很大但愿的这份杂志，仅出了两期，就无下文了。在重金利诱下，伍宪子秘密去了台湾，台湾当局有意将他先容给驻台湾的美国使馆官员。
从“自由民主大联盟”到“张、顾同盟”
。张发奎将香雅阁过港时的谈话和哈德曼此行的任务向顾盂余作了先容。
10月，“自由民主大联盟”由广州迁移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租了一层楼作为办公地点。后因为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55名在上海的立法委员当即发表起义声明。
哈德曼到港后不久，即建立了张发奎、顾盂余、伍宪子3人为最高领导的“第三势力”。经干事会决定，办一机关刊物，顾将它定名为《大道》，并自告奋勇任此刊物的总编。在台湾当局的抗议下，美国政府不得已将哈德曼从香港调回。
因为李宗仁不愿直接走入前台领导“第三势力”，所以香港的“第三势力”仍旧以顾孟余为中央。
1950年底，张发奎听说日本人想拨出一个军港作为自由港，让香港工商界前去投资，并可以在那里进行政治流动。 “自由民主大联盟”干事会，每周有一次例会，而且顾盂余必切身到会主持。
此后，不少热心“第三势力”者都接到通知预备去菲律宾，他们每人填了两张表，贴上照片，随后便以焦灼的心情期待着。后得知因为伍宪子的台北之行，他们的菲律宾之行的梦想彻底破碎。张发奎以为此事事关重大，遂通过程思远约顾孟余一晤。这时的张发奎也愿意给予支持，他并建议在这一组织的名称中加一个“大”字，这样就变成了“自由民主大联盟”。
时顾盂余的“第三势力”，主要依赖“自由民主大联盟”这样一个原从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内的民主自由社脱胎变形而成的组织。
但程思远从日本带归来的信息很令张发奎绝望。
早在1948年底，民主自由社串联了华北大联盟、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派和与桂系有关的一些立委，推选童冠贤为立法院长，一举成功。李宗仁专门拨助港币20万元，作为“自由民主大联盟”开办费。这样就公然了伍宪于受美国支持而至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流动的情况，台湾当局即以此向美方提出抗议，指责美国政府一面支持台湾，一面又支持张发奎、顾孟余在香港搞“第三势力”，与台湾为敌。
1949年9月，“自由民主大联盟”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盂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等7人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于是决定收买伍宪子。此前，伍宪于是美国西部华侨组织的领袖，他是由李微尘推荐而投身于“第三势力”运动的，实际上他仅是敬陪末座，真正决议计划的只有张发奎与顾孟余。这是“第三势力”运动的两位要人在香港的首次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