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以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以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总统既分歧错误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独裁天子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
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题目上,布满了炸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题目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抓得了话语权。
当天,北京城溘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步队,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会萃到国会四周,人数有两千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假如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看似一个外交题目,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实在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在握。
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门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门是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
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题目上,段祺瑞不仅碰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有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法子——雇佣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抄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由于这事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品归来,预备给议员食用,却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 “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假如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
“公民团”包抄国会的题目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同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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