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间的日本人像杉山元们,几十年内老琢磨着要打俄国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时又对俄国人很有好感。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说法:这60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役赔偿的。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无论他是向天皇仍是向其他什么人。
真的结束了吗?不,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这是一个谜。 ”
常常有人觉得希奇,日本人从日俄战役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就在和俄国人过不去,怎么到现在反而想起请俄国人帮忙了。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以为,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题目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像现在的靖国神社题目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我现在要和你亲近了,你怎么不和我亲近呢?”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役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当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头具名调停。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60万人达十来年之久。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由于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来了。这实在没有什么希奇的,首先是病急乱投医,大难临头看谁都是观音菩萨。据说铃木贞一临终前,孙子喊“爷爷”他也没有反应,护士突发奇想喊了一声“阁下”,铃木贞一顿时睁开了眼。有几个说法,一个是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免难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夸大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诞乖张。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具体,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被公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惧罪”的逃避行为了。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和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顾问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顾问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题目。 1955年被开释后,铃木贞逐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顾问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实在这自杀有两类。只有1979年2月26日在NHK关于“二二六事件”的节目中露过一次面,铃木贞一真的那么甘于寂寞吗?也不一定。在日本,“阁下”是对高官、将军的尊称,铃木贞一并没有健忘过去的荣光。
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一点不假。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慨感染到旧伤的痉挛。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波茨坦公告”,扣留60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
所以麦克阿瑟元帅有一句日本人都知道的话:“日本人只有12岁。像铃木贯一郎首相就说得出谁听了都要昏过去的胡言乱语:“斯大林的体格和西乡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义的好人,会帮日本忙的!”人家重情义就非得帮你忙?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可不这样,日语有一个词叫做“思いみ”,意思就是把自己的想法主意当成是现实了。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闹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仍是一把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
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59年,自民党请铃木贞一出马竞选参议员,被铃木贞一拒绝,理由是“在顶点位置上掌错了舵的人,没有资格再掌舵”。
监禁在国外和自杀的官兵
第五和第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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